沈苇：世界文学的“多点中心”和“美美与共”

沈苇，《西部》杂志总编，浙江传媒学院教授。

世界文学的“多点中心”和“美美与共”

沈苇

导读：2020年11月17日，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暨"一带一路"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圆桌会议正式举行，《西部》杂志总编，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沈苇先生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。他提出：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，对于今天这个“全球化”和“地方性”并存的时代，对于地区与地区、族群与族群、国家与国家、文明与文明的交往来说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，而且是生动有效的。

上个世纪初，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说：“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，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，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。”今天，“一带一路”的构想和倡议，激活了历史尘封之下沉寂数百年的古丝路，它将丝绸之路这一“地理神话”转化为“国家叙事”，代表了一种新思维、新眼光、新视野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层面。对于中外文学的互译和交流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。

多年前，在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上，我说过这么一句话——“中国作家可以分成两类：读《世界文学》的，和不读《世界文学》的”。当然，这个《世界文学》可以删去书名号，或许更加准确。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说，“立足中国、放眼世界”不是一句空话，也就是说，“母奶”和“狼奶”都要喝一点，这有利于强健当代文学的精神体魄。传统中，有我们的“母奶”，而翻译家，则是为我们送来“狼奶”的人。如果没有文学翻译，我们就失去了人类沟通的基本桥梁，歌德在1827年提出的“世界文学”概念，也就不存在了。

据我观察，中国诗歌已进入一个“甜瓜时代”，而非“西瓜时代”。此话怎么讲？因为西瓜的发源地是“唯一中心”——埃塞俄比亚，厚皮甜瓜的发源地则是“多点中心”——从北非到中亚、西亚，几乎起源于同一历史时期。“甜瓜时代”的“多点中心”特征正在改写中国诗歌的地理版图，修正传统的“中心—边缘论”。一方面，非中心地带的诗人包括少数民族诗人，正在日益显现写作的活力和光芒，另一方面，诗歌话语的“垂直型”结构正被一种“扁平化”特征替换，互联网、自媒体、融媒体等加速了这种“扁平化”趋向。今天的世界文学也同样进入了一个“多点中心”时代。

“一带一路”连通国内18个省区市，跨越65个国家，这是一条多民族、多语种、多样文化荟萃的恢宏“路带”。“一带一路”上的国家，形成了文学与文化的“多点中心”，浩如星海。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，拉美的“爆炸文学”，“另一个欧洲”的东欧文学，以及更“边缘”的中西亚文学的兴起，改写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学地理版图，形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“多点中心”。文学将“咫尺天涯”变为“天涯咫尺”，成为超越国家和地域、族群和个体的存在。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，新疆以西、以南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就有30多个，特别是中亚西亚文学近二三十年的兴起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，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马托夫，土耳其的帕慕克，叙利亚的阿多尼斯，以色列的阿米亥、奥兹，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等，都是这一地区文学的杰出代表，而且他们大多归属于小语种文学。因此，2010年我在新疆主编《西部》文学杂志时，设置了一个栏目叫“周边”，专门译介世界小语种文学，高兴主编曾担任了四年的栏目主持，后来由汪剑钊教授接力，继续在做。10年来，这个栏目译介了数十个小语种国家的文学，如果去选编一部集子，也是非常精粹、独特而有价值的。

我们今天的写作，既不是地方性的，也不是世界性的，而是处在两者的“混沌”状态中，历史、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混溶也是一种“混沌”。而翻译，就是照进这种“混沌”的一缕缕光、一道道光。

帕斯说，诗歌是“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”。“一带一路”倡导开放、合作、包容，在文化层面上要做到的是对话与交流，而不是自我封锁、闭目塞听。诗歌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“使者”，它越过语言的边界，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。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，对于今天这个“全球化”和“地方性”并存的时代，对于地区与地区、族群与族群、国家与国家、文明与文明的交往来说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，而且是生动有效的。在“一带一路”上写作或翻译，意味着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上有所创造。文学扎根于各自的母语和母土，朝向广阔的人类天空生长，将创造出新丝绸之路上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璀璨文学风景。

2020年10月31日于杭州下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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